,在众位大臣商议之下,结合各地征税统计,给出转运使需征交钱财的具体份额。
这些事主要由于三司,既盐铁司,度支司,户部司去做,李星洲只在一边听着看着他们办事的流程。
时不时听到比如“成都府路五万五千两,折粮资二万七千五百石”“江南西路两万二千两”之类的话,李星洲仔细听了一下,发现除去蜀地,各路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。
比如一个有上府的路可能需要出资五万两,而贫瘠的地区只能出几千两,这其中差距不言而喻。
而大趋势上,北方更加富裕,比如京西路,京北路,还有开元府,这些都是大头,而往南苏州、泸州一代还算富庶,再往南,到交州之类的,一路只能拿出几千两来,都不及北方一个州或者府了。
后世的经济重心都在南方,但这一变化是有过程的,起于宋,到明开始明显起来。但对于这种趋势,明朝是有遏制的,因为朱元璋不信任南方人。
但是,天下大势不可阻挠,经济重心终将走向南方。
南方就如同未开发的璞玉,是大有可为的。
这些事商议好后,会分派给各路安设的转运使,然后转运使也不是亲自去要钱粮,会分配给各知府,知州,知县份额,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缴纳。
战端一起,就不是小事,举国上下都有牵连,这繁重的赋税徭役之下,民怨四起,很多无辜百姓都要遭殃。
随后,皇帝又和几个新提拔上来的枢密院事说出兵的事,结果这些人答非所问,会说话,但根本没经验,没主见,就连即便的劳役、辅兵、正规军如何安排调动的可行计划都没有。
很多事情看似小事,但人一多就成大事。像先征劳役,再发辅兵,正规军跟进,还是先让禁军、关北军、杨家军北上,随后发辅兵、劳役运辎重粮草这样的事,都成了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。
大路宽度有限,别说几十万,就是上万人上路,队伍都能拉个几里地长。
这时候枢密院就要清醒而且有可行方案,几路大军都要怎么走,走哪里,如果遇敌怎么才能快速处置,遭遇战辎重要跟得上。
经验老道的枢密院事自然能在大局面上做出合理安排,但这些新提拔上来的官员显然连战都没打过,居然有人提出“每五都军士,间百人辅兵,百人劳役”这样异想天开的说法。
被何昭、薛芳等人狠狠嘲笑了一顿,因为见过大军行进的人都知道,军队遇敌,最怕的不是敌人多寡,而是己方队伍太长而被拦腰截断。
正规大军尚且如此,现在每隔百步左右就插些劳役进去自己把自己的阵型给断了,岂不是自寻死路?
那枢密院事被说得面红耳赤,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,显然他根本没上过战场,只是想当然尔。
这就是罢冢道虞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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